放疗科团队参加第17届中国医学物理学术年会并作多项学术交流

当事人从事法律行为的基础意思即动机。

（三）区分的法理分析 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的区分，从民法基本理论上看有三个要素、三个特征，或者说有三个基本的法理要点。所以，虽然《法国民法典》没有采用潘德克顿理论，但后来他们却制定了其他法律，弥补了不承认物权和债权的不足。

最后，法律行为理论提供了精确地区分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发生变动的根据，依据该理论分析和裁判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区分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区分支配权和请求权，尤其是区分交易中的债权变动和物权变动，不仅十分精准，而且甚为快捷（对此我在下面还会仔细分析）。这里面怎么会有物权行为呢？所以你提出的物权行为理论没有啥实际价值。在民法法理上，这种观点的缺陷一望可知，不必细谈。但是遗憾的是，《法国民法典》的这个立法背景资料，我国法学界多数学者都没有注意到。在现实生活中，无因性这个原则提出的主张，已经改造了罗马法上的善意取得原则，使得善意取得必须遵守物权公示原则，才能够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

法律关系学说中，关于主体上的制度在法学理论中也有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交付中存在独立的意思表示，而且物权变动是按照物权独立意思推动和实现的，这是萨维尼的重要观点之一。如果仅仅以女性为主体来关注，或者以男女平等为线索来串联康有为彼时的思想，极易丢失其言说女性的语境与目的。

近代以来，关键法政概念多经由这一过程成为现代汉语中的固定语汇，亦可言之为东西相遇、交冲大背景下，法政概念的近代命运。实际上，在同一主题上存在另一种可能的历史路径：正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开启了近代女权运动的话语空间和行动空间，‘国民—国家的结构使女性得以摆脱‘家—国结构下个人对家族的依附而成为独立的个人。而此前兴女学这样笼统的口号在《女界钟》里被转化成了建立女子师范学校这样具体的纲领，同时直接批评了女性教育不应限家政的学习，夫家政之为学，单纯而简捷，口讲手画，不三日而毕矣{11}（P.40）。对此，本文则持另一观点：这三个重要概念无法在具体的思想情景中被分割——往往在具体的思想家那里，对女权的阐发经由了对人权或者民权的讨论，也恰恰是经由这两个逻辑上的上位概念，女权概念及其思想话语得以与当时的国家想象建立直接联系。

经由成文宪法的表达，研究者可阅读出一部宪法关于自身特质（constitutional identity）的自我定义。此后全国妇联妇女运动史研究室不断整理并出版中国妇女运动史资料，时间跨度从1840年至1949年。

在该修正案通过时，八二宪法本身还存有国家实行计划生育的条款，并且这一条款至今尚未经历文本修正。[4]对全面开放二孩政策的宪法学回应，参见秦奥蕾：生育权、‘计划生育的宪法规定与合宪性转型，载《政法论坛》2016年第5期。就本文之所见，无论是康梁师徒还是马金二人，对于当时在国际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将女性接受教育、从事职业、养育后代视为中国从根本上富强起来的基础。[22]《女界钟》全书分十节，除了小引、绪论、结论，其中七节主体内容分别论述女子的道德、品性、能力、教育方法、权利、参与政治和婚姻进化论，对此前的女性言说与论述几乎达到了全方位的回应与体系化。

[12]典型研究参见赵妍杰：为国破家：近代中国家庭革命论的反思，载《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3期。[28]的确，对于近代中国而言，西方的权利观念在近代民族危机的时刻汹涌而来，使得女性权利议题被更为宏大的强国目标包裹。[15]当代国际比较宪法研究这一文本化研究的倾向也在相当程度上意味着，语义宪法（semantic constitution）相对独立于规范宪法（normative constitution）的方法论意涵。[5]典型案例如2017年出现在上海的国内未婚生育申领生育保险金第一案，以及2019年年末在北京开庭审理的全国首例冻卵案。

人民为君主之奴仆，女人为男人之奴仆，则其国为无人。20世纪世界为女权革命之时代。

康有为不仅注意到男女在家庭生活领域从事不同的经济活动，而且将男女体力上的强弱之分推演至国家之间政治，认为与女性气质相连的文化、艺术与男性气质代表的强力武功相比，虽显弱势，但实属文明象征，并认为文明之事，终在弱国而不在强邦{5}（P.227）。马君武并没有解释过为何要做如是嫁接处理，但这篇的结尾再次暗示了家庭与国家类比的目的：凡一国而为专制之国也，其国中之一家亦必专制焉。

[16]如果说宪法表达更多关注文本层面，那么经由宪法语言的研究则离规范性更近：作为法律语言的一种，宪法语言的独特性常常体现在宪法条文中有意为之的空白。与此同时，梁启超也指出女性受教育的另一目的基于女性为人母的身份，受了教育的母亲才能给孩子好的胎教和幼儿教育{6}（P.43）。[14]黄兴涛认为，在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中，话语多用来指称、论述或分析概念观念思想及思潮等历史现象，或者直接明确表示以话语来研究历史问题{4}（P.149）。欲正母仪，必由女教{7}（P.18）。我国台湾地区同类期刊《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1993年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创立。[8]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以女权概念为线索，中国近代的思想场域生成了什么样的女性形象、嵌入何种话语体系，如是话语体系向何种历史现实进行了智识回应？同时，本文还期待对一个根本的方法问题进行实质检讨，即在近代中国女权概念及其所在的结构中，究竟有多少理论空间可以留给后世生成的社会性别概念进行重返式探究。

把女性尊为国民之母之后，金天翮马上交代的是国民本身精神、风骨不佳的现状，然后站在遗传和进化的角度把国民根性改良的期待寄于女性身上。通过对女权概念的论说与阐发，康有为和梁启超师生二人的思想初步勾勒了理想女性的面貌。

这一点上梁启超明显超越了同时代思想家。以此为前提，论女学阐发女性教育并不简单是诗文教化，而是指向了职业教育。

[14]新近一份研究检讨法政概念所依赖的话语结构和智识资源，可视为这一方法论立场上研究法政概念旅行与移植主题的典型，参见尤陈俊：‘法律文化概念在中国（1930—1985）：一个知识考古学分析，载《江苏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10}莫世祥主编：《马君武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故国民无师，其所师则女子也。然而须藤瑞代这一研究由于过度强调思想史，且结论落于中国近代女权始终在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张力中生存，很大程度上受到国际关系的影响。{4}黄兴涛：‘话语分析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载《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二，就生存的处境而言，中国女性通过何种途径穿越并走出私领域的家庭。

但实际上，在陈述完男女共享天权之后，康有为直接将男女同享天权的论点延伸至国政，认为既然男性以享有天权的人身可追求参与国家政治的公共事务，那么男性也不能压抑同享天权的女性在此的追求：人之男身既知天与人权所在，而求与闻国政，亦何抑女子禳其权哉。[9]当代中国最早的妇女学研究机构是全国妇联妇女运动史研究室，成立于1978年。

推而论之，当时中国忧贫的根源即在于妇人分利使得一人须养数人{6}（P.41）。如是方法检讨的结论与立场可为本研究所用，尤其是对重要的思想文化事件和现象的那些历史阐述本身作为探索和反思对象{4}（P.156）。

[21]马君武在这两部翻译作品中对女权概念的具体挑拣，以及与原文的详细对照工作，参见宋少鹏：马君武‘女权译介中的遮蔽和转换，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5期。[24]将金天翮《女界钟》称为男界钟的典型批评，参见刘禾、王政、高彦颐：从《女界钟》到‘男界钟：男性主体、国族主义与现代性，载王政、陈雁主编：《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页。

《女界钟》通篇将女性称为半国民，意为国民之半部，即女子与男子各居国民之半部分{11}（P.97）。不仅如此，为周延起见，法学研究也需要面对这一概念的历史含义，才能于中国现实中，合理地分析女性作为法律主体所求诉的性别平等到底有何种内涵、进而如何实现。是代表吾国民无精采、不风骨，徒于史姓韵编占一席地而已。借由反对缠足，梁启超检讨中国女性的教育问题，指出当时中国女性的教育有双重目标：职业与母职。

See Han Zhai, The Constitutional Identity of Contemporary China: The Unitary System and Its Internal Logic, Leiden; Boston: Brill/Nijhoff,2019. [17]一般认为，女权一词在近代中国最早出现于1900年《清议报》上登载的男女交际论。于是，一国女学的强弱在梁启超的女性思想里成了一国国力强弱的表现，梁启超也由此表达出对未来中国的期待：三代女学之盛，宁必逊于美、日哉？{6}（P.20）[20] 三、开始彰显女性之权：马君武与金天翮 1902-1903年之间社会进化论在中国舆论中日渐宏放，马君武的翻译和金天翮的著述将女权概念推而广之，进一步言说理想的女性形象{8}（P.215）。

其次，夫妻之间存在权利关系，而应该摆脱夫唱妇随的野蛮模式，成为文明的夫妻。女权概念不仅追求女性在私领域中与男子地位平等，还具体指向受教育从事职业、以及更好教育下一代的双重责任。

对于特定概念的认知是如何通过具体精英的行为与书写进入规范表达，并非本文写作的目标，但需要交代的是，话语分析作为研究方法本身已经进入相关学科，并经历了方法论意义上的检讨。换句话说，女性权利从根本上关照的，是人的种种境况在女性身上的展开，而不是相反。